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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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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
居民被害,商旅不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
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
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
2。
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
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
《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
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
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
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
2。
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2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
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
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
也就是说,真正受到重赋之扰的主要还是下层农民。
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正常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实际上已经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发展下去必将是国民两竭。
洪熙元年(425)广西右布政周幹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京,曾经上言苏州等处农民逃亡的情况。
称“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
4这时仁宗已经去世,宣宗即位,于是从宣德初年起,明朝廷开始议减官田租额,“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
这在当时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年以后,江南巡抚周忱又进而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但是这一次由于多人的反对没有能够实施。
次年便是著名的宣德七年江南大丰收。
为防止粮价暴跌国家以官钞平籴,并由此而建立起济农仓。
这对于江南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
但是这次减少的官田租赋额度甚小,对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并不太大。
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
居民被害,商旅不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
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
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
2。
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
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
《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
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
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
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
2。
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2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
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
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
也就是说,真正受到重赋之扰的主要还是下层农民。
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正常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实际上已经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发展下去必将是国民两竭。
洪熙元年(425)广西右布政周幹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京,曾经上言苏州等处农民逃亡的情况。
称“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
4这时仁宗已经去世,宣宗即位,于是从宣德初年起,明朝廷开始议减官田租额,“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
这在当时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年以后,江南巡抚周忱又进而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但是这一次由于多人的反对没有能够实施。
次年便是著名的宣德七年江南大丰收。
为防止粮价暴跌国家以官钞平籴,并由此而建立起济农仓。
这对于江南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
但是这次减少的官田租赋额度甚小,对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并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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