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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兢看来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灾祥》篇首录唐太宗之语“朕比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
    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
    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但吴兢显然很欣赏灾异对君主的示警作用，如录唐太宗所云“天见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亏失，是何妖也？”
    “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
    上天见变，良为是乎？”
    所以，如果对灾变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未尝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说“陛下因有天变，遂能戒惧，反复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也。”
    全书40篇，以《慎终》居末，与开篇《君道》呼应，颇具匠心，饶有深意。
    篇中录魏徵谏唐太宗《十渐疏》，语重心长，掷地有声。
    指出唐太宗“顷年已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
    。
    故强调“战胜易，守胜难”
    ，“居安思危，孜孜不怠”
    之理。
    《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由开元初而至开元末，其时也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渐趋安逸奢侈之时。
    因而《慎终》篇又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吴兢虽然对唐太宗推崇备至，但本着“直笔”
    准则，依然做到了“爱而知其丑”
    ，在书中也如实记录了一些唐太宗的过失和缺点。
    如《纳谏》篇记他为一马暴死而盛怒，欲杀养马人。
    又记他曾宠信过小人权万纪、李仁发。
    《封建》篇记他大封皇室诸王和功臣数十人为世袭刺史。
    特别是《慎终》篇照录魏徵《十渐疏》，疏中将太宗在贞观初期和贞观中期的不同表现一一对照列举，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现实毛病。
    当然，吴兢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撰述此书，书中提倡的“爱民”
    、“保民”
    思想，也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实质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
    《贞观政要》对于唐朝来说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被以后的皇帝当作座右铭，“书之屏帷，铭之几案”
    （戈直《贞观政要序》），还被当作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
    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为的君主。
    他们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
    元和四年（09），宪宗仿《贞观政要》体例又编撰《君臣事迹》4篇，记上古以降历代圣君贤相之事。
    唐宣宗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书籍。
    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书，并请当代儒臣讲解书中内容。
    明朗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请侍臣教授《政要》。
    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以示推崇。
    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
    。
    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