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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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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
等3。
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
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
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
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
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
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
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
,“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
。
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
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
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
2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
,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
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
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
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
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3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2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2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49—50页。
期也有不少记载。
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
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
,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
《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
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
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
2。
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
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
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
等3。
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
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
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
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
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
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
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
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
,“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
。
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
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
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
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
2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
,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
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
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
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
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3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2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2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49—50页。
期也有不少记载。
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
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
,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
《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
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
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
2。
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
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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